本文基于对2025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的自动化文本挖掘与系统性综述，旨在勾勒学科发展的核心议题与演进趋势。研究发现，在数字新闻学范式基本确立的背景下，本年度研究呈现出更加鲜明的反思性、批判性与规范性转向，学界开始对新闻业在技术、实践与价值层面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度检视与重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对新闻权威与职业身份的重塑，基础设施化引发的“平台捕获”及其对新闻自主性的冲击，以及记者在情感劳动与在线骚扰中的个体困境等三个核心层面；同时，还包括围绕新闻信任的复杂机制、建设性新闻的实践转化，以及全球南方语境下新闻规范的再确认等小众议题的讨论。2025年全球新闻学研究，进一步推动新闻学理论回归价值内核与学科主体性，展现出一幅在剧烈变动中持续追求理论自觉与人文关怀的新闻知识图景。
本文在课题组2021-2024年间对国际新闻学的系统性文献综述基础上，继续采用主题模型与自动化文本挖掘相结合的分析策略，对2025年度全球新闻学的研究图景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梳理。文献来源选自最新版《期刊引证报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中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收录的传播学大类期刊，并依据影响因子排序选取排名前5的新闻学期刊。通过科学网（Web of Science）平台，按期刊来源与发表时间（限定为2025年度）进行检索，最终获取该年度全量文献数据，检索日期为2025年11月8日。经过文献筛查与数据清洗，最终获得用于分析的英文文献数量为483篇，分别来自Digital Journalism（66篇）、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60 篇）、Journalism Studies（96篇）、Journalism（122 篇）和Journalism Practice（139篇）。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AI）正深刻重塑新闻业，不仅挑战了关于记者专业性与职业身份的既有认知，也重构了新闻学的核心概念。“新闻权威”（journalistic authority）指涉记者对事件阐释所拥有的合法性，以及其向公众建构并传递权威的过程。佩罗（Gregory Perreault）等人以新闻权威为分析框架，通过对在职记者的深度访谈与元新闻话语分析，发现记者普遍以“知识仲裁者”的身份讨论和审视AI，以此强化自身权威。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在同行语境中展现的技术乐观倾向，记者在面向普通受众时更倾向于强调对 AI 的焦虑，凸显其对守护新闻真相与职业使命的持续承诺。
记者对生成式 AI 的采纳态度与关注重点显著受其职业角色观念影响。默勒（Lynge Asbjørn Møller） 等人的研究从专业角色差异切入，发现承担动员角色和娱乐角色的记者在对工作安全与职业意义表达担忧的同时，更加积极地使用AI以提升内容质量和受众参与度；相较之下，守门人角色与独立观察者角色的记者则更关注生成式AI对新闻业经营管理与伦理规范的影响，并认可其在提升效率与准确性方面的潜力。这一基于新闻角色的差异化视角提示学界与业界，在理解AI实践时，应避免“一刀切”的简化叙事。
媒体捕获（media capture）是当代新闻业面临的重要结构性挑战，指本应独立并监督权力的新闻媒体，因受到政治或经济力量的控制或过度影响而丧失社会问责功能，进而损害新闻的独立性与公共价值。随着数字平台的崛起及全球科技巨头影响力的扩张，扎伊德（Bouziane Zaid）等人提出媒体捕获的新形态—— “基础设施捕获”（infrastructural capture）。为考察其对摩洛哥新闻业的影响，研究者对15位知名媒体从业者进行了深度半结构化访谈。研究发现，平台化以微妙却深远的方式侵蚀新闻生产：对速度、病毒式传播与数量的优先追逐，挤压了对准确性与深度的坚守；编辑决策日益迎合算法激励，而非新闻专业规范。
在免费内容高度泛滥的媒介环境中，新闻消费者如何看待并愿意为数字新闻付费，成为新闻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布莱恩（Daniel Brien）等人立足电视、电台、报纸、杂志与纯数字出版商并存的跨媒介竞争格局，基于1100名奥地利新闻消费者的行为数据，分析提供商类型、新闻覆盖范围、附加内容（如体育、天气、娱乐和新闻视频）、访问模式（完全在线、有限免费或广告资助）以及价格对在线新闻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价格是最为核心的决策因素，其次为访问模式与附加内容；相比之下，新闻的地理覆盖范围及提供商类型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相对有限。
为更全面地思考地方新闻生产的前景，麦克亚当（Alison McAdam）以“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作为分析地方新闻未来的概念框架，主张从多维视角理解其发展路径。在该框架中，可持续性不仅包含经济维度，还涵盖社会、文化、政治、地理与时间等面向，强调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社会资本向经济资源的转化，以及地理特性对地方文化认同的塑造。该研究的突出创新在于引入时间维度，提出了“时间反思性”（temporal reflexivity）的概念，强调需在回溯历史脉络与长期演变的基础上，为地方新闻探索更具历史纵深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当前，数字媒体生态中的信息失序对新闻规范与经典理念构成挑战，并削弱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在此背景下，探讨新闻伦理准则与框架在记者实践中的实际运用尤为重要。斯蒂尔（John Steel）等人基于对来自五个欧洲国家的记者的访谈，运用主题分析发现，新闻伦理框架持续塑造着记者的职业身份与角色认知，并向社会表明记者代表公众及其利益行事。研究指出，化解新闻业的信任危机有赖于新闻机构与新闻委员会、理事会的协同参与；同时需提升公众对伦理准则的认知，并将公众参与纳入新闻伦理准则的更新过程。
在技术适应过程中，记者会调整其职业规范和做法使技术创新逐渐融入到日常工作与实践中。佩雷罗特（Gregory P. Perreault）等人通过对44位驻美记者的深度访谈，分析了记者如何评估并调整其工作惯例。研究发现，记者通过与受众互动，将新技术与先前技术、新闻规范性理念、编辑室目标等进行比照，以此判断新技术应被“规范化”为惯例，还是启动“去规范化”予以淘汰。记者在创新行动中不仅考虑技术效能，更关注情感联结（如受众认同感）与职业道德的平衡。
随着数字信息环境日益复杂，传统新闻价值理论中关于新闻因素（news factors）普适性的假设逐渐受到质疑。盖斯（Stefan Geiß）等人从新闻事件类型与新闻要素入手，对1949年至1995年间德国三家主流报纸的34,325篇新闻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发现，新闻因素显著影响报道重点，但不同事件类型具有差异化的内在新闻价值；事件类型会潜在塑造报道侧重，且同一新闻因素在不同事件中的作用强度并不一致。由此可见，新闻选择是一个由新闻因素与事件类型交互作用构成的多阶段过程。
数字时代，在全球化推动下，国际新闻报道不断增长，新闻实践已超越传统的地理与文化边界，形成协作新闻、跨境调查性报道等新形态。跨境合作新闻（cross-border collaborative journalism）在记者安全保障中的作用亦受到关注。梅斯基塔（Lucia Mesquita）等人通过考察拉丁美洲新闻工作者与新闻机构的跨境报道实践，发现近80%的受访者认为在协作项目中“大部分时间”（43%）或“一直”（35%）是安全的。研究指出，协作项目通过整合多种策略—— 包括身体与心理支持、法律援助、数字技术支持等——为记者提供安全保障，但在心理健康支持方面明显不足。
随着国际局势变化，流亡新闻（exiled journalism）再次引发学界关注。罗季娜（Elena Rodina）等人以俄罗斯流亡记者为例，探讨其双重身份如何影响流亡状态下的职业身份与实践（再）建构。研究发现，流亡记者通过制定数字化策略（如使用谷歌地图街景）维系与祖国的关联性，但这削弱了他们与所在社区建立联系的能力，阻碍个人与职业身份的整合。在持续不稳定的流亡情境中，“俄罗斯记者”这一身份成为其自我认同的核心；同时他们通过与全球其他流亡记者建立网络，避免陷入“非融入”移民的边缘处境。
在另一项研究中，维克（Jenny Wiik）等人基于对103名流亡记者的调查，分析其在新的文化与政治环境中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经历。研究发现，流亡记者往往身处双重角色之中，既承担新闻监督功能，又具有鲜明的政治倡导属性。由于失去传统传播平台，一部分记者转向播客、视频和直播等新媒体形式，以拓展新的受众群体；另一部分则聚焦调查性新闻与深度专题报道，力图更系统地揭示战争与压迫的真相。在流亡语境下，新闻客观性被重新界定为：在国家控制叙事占据主导的环境中，主动虚假信息并反驳政治宣传。
随着社交媒体成为新闻分发、受众互动与职业呈现的重要场域，新闻机构与平台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传统新闻角色、价值与权力格局在平台逻辑推动下被重新界定。吴（Geqi Wu）等人分析了8家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对灾难事故的系列报道，发现媒体的新闻身份在实践演进的三个阶段中不断转变：在初期报道中主要承担新闻解释者角色；在事件发展阶段，新闻解释者与情感传播者身份并存，并逐步引入情感表达；在事件结尾阶段，媒体转向情感叙事者，通过个人故事、日常活动影像与转述引语强化情感共鸣。在多阶段实践中，主流媒体展现出动态且多元的新闻身份。
在社会平台化背景下，新闻学术研究对新闻实践的影响亦受到关注。赵（Luming Zhao）等人通过对26位中国记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探讨新闻学术研究平台化对新闻实践的作用。研究发现，平台化机制借助算法推荐与社交分享提升了学术成果的可访问性与可见性，但仍难以弥合内容层面的差距。记者对学术研究在可读性与相关性构成的四个象限中形成不同认知，分别表现为“滞后”“晦涩”“推测”和“认可”，并通过“脚手架”“拒斥”和“进入”三种路径影响其后续新闻实践。研究呼吁学界在保持学术严谨的同时，更加积极回应实践需求，推动新闻研究由“自说自话”走向“协同共建”。
当下，越来越多记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与受众互动，通过个人品牌塑造与关系劳动积累网络可见度并获取个人影响力。卡萨格兰德（Gaia Casagrande）基于对17名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意大利记者的定性访谈，考察其在社交媒体上如何运用“减法”（subtraction）策略和“消极关系劳动”（negative relational labor）实现自我品牌化。具体而言，出于对同行竞争的担忧，记者通过控制发布频率、克制点赞行为、隐藏个人信息等方式，以避免劳动成果被“窃取”。记者的自我品牌化在跨平台环境中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徐（Jinghong Xu)等人通过对17名中国记者在微博与抖音平台上的34份个人资料和506条帖子进行定量分析发现，记者普遍将微博视为关系导向的平台，用于展示后台视角、幽默内容，并同时支撑个人、组织与制度品牌；而抖音则被视为内容导向的平台，更常用于发布公共事务相关内容并表达个人立场。
在信息过载与公众信任下滑的双重压力下，“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逐渐进入学界视野，被寄予以建设性方法提升新闻报道全面性与严谨性的期待。安特卫普（van Antwerpen）等人发现，新闻从业者主要将建设性新闻视为一种贯穿新闻生产全过程的思维模式，涵盖新闻角色认知、身份意识与责任感。研究建议，将建设性新闻的“思维模式”与具体采写技巧相结合，通过系统培训与案例引导，推动其在新闻教育与实务中的有效落实。
将研究视角转向全球南方，麦金太尔（Karen McIntyre）发现东非记者对建设性新闻的熟悉程度高于对解困式新闻的熟悉程度，其对两者的理解总体上与西方学界相一致，但也有部分研究将其界定为伦理新闻或发展新闻。多数记者认为，这两种新闻实践已在当地，尤其在卢旺达得到广泛应用，并指出建设性新闻与解困式新闻最适合通过新闻的教育性与发展性角色加以实现，从而发挥新闻在社会发展与公众教育中的积极功能。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新闻如何通过叙事方式建构新闻话语？围绕这一问题，耶夫-皮埃尔（Monika Djerf-Pierre）等人对瑞典广播、电视与在线个解困式新闻案例进行了定性分析，归纳出主流媒体解困叙事的三种模式：积极个案模式、建议性新闻模式和积极社会发展模式。研究指出，解困式报道虽有助于缓解公众对新闻的负面认知，但亦面临过度简化、回避争议和政治深度不足等专业性质疑。
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实践转化有赖于系统化培训与专业指导。安特卫普（Van Antwerpen）等人以澳大利亚记者与新闻专业学生为对象，开发并验证了一项聚焦健康报道的在线建设性新闻短期培训课程，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的前测-后测设计，系统评估该干预对参与者职业态度、行为意向与报道实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培训显著提升了参与者运用建设进行健康议题报道的信心与意愿。内容分析进一步发现，其报道中解决方案取向、赋权叙事（通过提问与信息呈现激发公众参与）以及未来视角明显增加，消息来源的多样性亦得到实质性拓展。
解困式新闻作为科学新闻的常见类型，旨在通过突出从“问题”到“回应”的因果链条重建受众的效能感。特洛伊（Cassandra Troy）通过在线实验，检验了解困式新闻中不同组成要素—— 回应描述、证据与见解—— 对受众集体行动意图的影响及其心理中介机制，重点考察效能感知（自我效能、集体效能与回应效能）与信息感知（论证强度与信息相关性）。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报道类型，仅包含回应描述的气候解决方案报道，也能通过提升信息相关性与回应效能，促进受众的集体行动意图及相关参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包含更多内容（证据与见解）的解困叙事对意图增益有限。这一结果表明，未来研究有必要更细致地分析解困式报道的不同构成要素。
进一步地，舍费尔（Svenja Schäfer）等人从解困方案类型出发，细致考察不同方案框架在可持续性议题中对受众心理与行为结果的影响。研究比较了无解决方案、个体层面解决方案与政策层面解决方案三种报道方式对自我效能感、责任感知与行为意图的作用，发现解困方案的有无及其层级框架，对自我效能感和行为意图均未产生显著影响。然而，探索性分析表明，包含解决方案的叙事有助于缓解受众的负面情绪。由此可见，解困式新闻的积极效应并非普遍适用，其作用不仅受具体议题特征制约，在某些情境下更可能主要发挥情绪调节功能，而非直接提升自我效能或行为意向。
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中，媒介逻辑已溢出新闻业并成为政治传播的核心背景。面对充斥负面性与政治冲突的媒体环境，政治行动者是否会调整其传播策略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范·德·戈特（Emma van der Goot）通过对31位来自荷兰不同政治光谱政党的议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研究发现，政治家对媒体偏好的适应并非被动接受，而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性调适，其关键影响因素包括在议会、选举与媒体场域中的多重目标权衡，以及个人性格特征与政党既有形象。
从新闻机构与平台视角看，不同类型媒体在政治事件报道中遵循着截然不同的新闻逻辑。以抗议报道为例，奥斯曼（Osman Osman）比较了传统媒体数字转型平台 Citizen Digital 与数字原生媒体ke 的新闻实践，发现前者在编辑取向上延续了传统媒体等级化的可信度体系，结构性地优先呈现政府与政治精英视角；而后者则采取更具适应性与包容性的编辑策略，积极放大抗议者、社交媒体用户与普通公众的声音。
在冲突地区，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新的政治场域，政治传播研究也由传统的“国家—媒体—公民”线性模式，转向关注网络化、多元行动者互动的复杂范式。德·布鲁因（Mirjam de Bruijn）等人结合数字民族志与计算社会网络分析发现，冲突相关内容构成了马里社交网络的核心叙事，并呈现出一种“网络化冲突”（networked conflict）的新趋势。平台在算法推荐与网络结构层面成为参与冲突建构的“行动元”，其网络增长动态与线下冲突事件高度相关，冲突中心地区用户的活跃度显著高于其他区域。社区检测结果显示，社交网络中形成了一个以冲突叙事为核心的大型社区，政府机构、国际媒体与高影响力意见领袖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共同塑造并主导冲突叙事框架。
针对媒体自身的政治化批评已成为政治新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上，媒体批评通过公共讨论与专业反思，在不诉诸审查的前提下推动新闻实践改进；而近年来兴起的民粹主义攻击，则借助反精英、反媒体话语持续削弱传统新闻机构的合法性。沃勒申斯基（Johanna Wolleschensky）和泽尔（Annika Sehl）通过访谈德国26位公共广播服务媒体（PSM）代表，研究发现PSM已对相关攻击形成常态化认知，并在组织层面逐步建立覆盖新闻生产全流程的应对机制，且未出现显著的系统性自我审查倾向。
在数字新闻时代，视觉内容日益成为新闻文本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成为理解数字媒介及新闻创新的重要切入点。其中，库存照片和简易数据可视化等通用视觉元素，凭借标准化的形式与外观，在高频新闻生产中承担着特定的设计功能。安德森（CW Anderson）等人基于对三家英国新闻机构的半结构化访谈，揭示了记者如何将通用视觉元素纳入新闻客体，并与新闻专业规范进行调适。研究发现，记者通过赋予通用视觉元素特定的新闻价值，并将其使用常态化、标准化，在数字环境中强化了自身的专业权威；同时，这些元素的符号特征及传播方式也重塑了新闻工作流程，并调节了记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
记者对视觉内容的专业判断与使用需与受众的实际感知和参与形成有效对话。托马森（T. J. Thomson）和安德森（Rachael Anderson）通过在两个社区开展图片排序法与访谈，探究受众对最具吸引力新闻照片的评估标准及其情境化选择动机。研究发现，受众对新闻照片的评价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受图像内容本身影响，也与呈现方式（如尺寸与标题）及受众个体特征密切相关。这一发现从新闻接受视角丰富了对视觉新闻质量的理解，并为新闻实践者制作和呈现更具参与性的视觉内容提供了实证依据。
承接对受众感知的讨论，视觉新闻的伦理边界在特殊社会情境中，尤其是在悲剧新闻的视觉呈现中得到进一步凸显。为理解受众对悲剧性新闻图像的看法与感受，伊瓦拉（Gabriela Ibarra）等人对来自墨西哥和德国的受众进行访谈与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两国受众在接触悲剧视觉内容的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其感知同时受到图像内容、伴随叙事（文字或旁白）以及个人新闻消费习惯的影响。由此可见，社会文化因素在塑造受众感知中发挥关键作用：由于长期暴露于社会与媒体暴力，墨西哥受众对冲击性悲剧视觉表现出更高的适应性与接受度；而德国受众因社会暴力水平较低且媒体暴露程度不同，对此类内容更倾向于新闻回避。
在数字时代，身体、空间与感官逐渐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概念。围绕具身化现场新闻，亚当斯（Catherine Adams）等人采用行动研究方法，在研究者兼任组织者与参与者的情境下，与记者共同将未发表的深度报道改编为可公开表演的新闻故事。对于记者，他们通过身体在场与观众的直接互动，进而更强烈地体认到自身的职业责任并强化了职业认同；对于观演者，该形式增强了他们的深度参与感，提升了新闻的可信度和真实感。这表明，实体化、现场互动的新闻实践有助于吸引公众关注、增强记者身份认同，并在城市公共空间中重建新闻的公共性与民主功能。
为探讨记者如何在元新闻话语中重新引入身体与情感，罗（Anna Luo）对文学杂志专栏《What I Didn’t Say》的32篇文本进行了话语分析。研究发现，情感参与促使记者对报道对象形成更为全面的理解，而这一过程与身体的运用密切相关。当身体作为“传感器”时，记者通过身体的内在感受与外部环境收集信息；当身体作为“转换器”时，记者在采访与编辑过程中不断解读和转化身体所接收的信号，在个人体验与编辑规范之间形成张力；当身体作为“储存库”时，报道经验长期沉积于记者的身体与记忆之中，持续塑造专业认知与情感理解。该研究由此批判了新闻“客观性”的神话，强调记者的情感与理性并非对立，而是不可分割的。
经典新闻学强调记者在报道中保持中立立场、避免介入报道对象，但当代新闻实践中第一人称报道日益增多。针对这一现象，默斯特鲁普（Steffen Moestrup）等人提出系统性的理论回应，构建了适用于第一人称新闻的新闻角色类型学。在既有理论基础上，研究提出报道角色、探索角色、描绘角色与散文角色四种类型，作为分析第一人称新闻实践的概念框架。不同角色依赖差异化的表演技能组合，以适应多样化的新闻类型与内容需求。
在当前数字环境中，针对新闻记者的仇恨言论在社交媒体上日益普遍，记者常在恐惧与焦虑中应对持续不断的死亡威胁与骚扰。为考察仇恨评论的流行程度与特征，侯赛因（Shabir Hussain）等人对巴基斯坦记者在 X（原 Twitter）账号下的评论进行了内容分析。结果显示，男女记者均遭受仇恨言论，包括死亡威胁、侮辱性表达及污言秽语；其中，女性记者收到仇恨评论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且攻击多指向其性别身份而非职业身份。此外，与非政治性内容相比，政治性帖子更易引发数量更多、程度更为极端的负面评论。
在线骚扰（online harassment）对女性记者的心理与职业发展造成尤为深远的负面影响。巴洛奥卢（Enes Baloylu）通过对25名土耳其女性记者的深度访谈，分析其在线骚扰经历及其对职业与社会生活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记者不仅因报道内容，也因性别身份在社交平台上遭受性别化、人格攻击式骚扰，包括威胁、死亡威胁和外貌羞辱等。这些经历使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感到焦虑、恐惧、情感耗竭与自我怀疑，甚至促使部分记者采取自我审查或回避敏感议题，进而影响新闻报道质量。研究进一步指出，对女性记者的在线骚扰已经形成一种由性别、阶级、种族与意识形态交织而成的结构性、系统性现象。
伊瓦斯克（Signe Ivask）通过对18名爱沙尼亚记者的半结构化访谈，考察其遭遇在线骚扰的经历及应对方式。研究发现，针对记者的骚扰往往由有影响力的个人或政治团体煽动，旨在制造恐惧与不适，通过“暴民审查”（mob censorship）影响报道内容与方向。为应对攻击，记者采取了多种防御策略，如强化隐私设置、拒收可疑邮件，以及删除攻击性评论、内容或群组邀请等。然而，记者普遍感到孤立无援。新闻编辑部往往未将记者安全视为组织责任，反而将骚扰视作个人问题；社交媒体平台对非英语内容的审查力度不足，致使有害信息难以及时清理；法律尚未形成有效保障。
深入理解仇恨言论评论区的社会互动机制，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干预措施、政策与教育策略，从而降低网络仇恨言论对新闻工作者的实际威胁。柳孝宣（Hyo-sun Ryu）等人运用基于深度学习的仇恨言论检测模型，对2022年韩国总统选举期间的新闻评论进行了实证分析，考察评论反馈、仇恨言论出现与评论者类型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评论者获得的积极反馈越多，其发言频率越高；（2）对非仇恨评论的积极反馈会促进后续非仇恨评论，而消极反馈则产生相反效果；（3）消极反馈虽会减少非仇恨评论，反而刺激仇恨评论的增长，且对轻度仇恨评论者影响尤为显著。由此可见，消极反馈在遏制仇恨言论方面并不有效，这一发现对依赖自发反馈机制治理网络仇恨言论的有效性提出了重要质疑。
在高压与创伤性事件的报道中，新闻从业者往往面临严峻的心理健康挑战。马利克（Saadia Izzeldin Malik）基于集体创伤（collective trauma）理论，系统分析了持续冲突背景下巴勒斯坦记者所经历的创伤，并归纳出三大主题：（1）集体创伤，具体表现为因封锁与通讯中断造成的身体隔离，以及亲友遇难、家园被毁带来的社会性痛苦；（2）创伤叙事中的应对、韧性与意义建构；（3）情感劳动与疏离，即记者在报道自身及社区苦难时承受沉重的情感劳动压力，一方面需压抑个人情绪以维持专业形象，另一方面又因“记者—受害者”的身份重叠而陷入情感与职责的张力。通过将创伤经验置于更广泛的政治暴力语境中，研究质疑了新闻研究与创伤理论中长期选择性忽视全球南方记者生活经验的主流范式。
新闻信任长期被视为新闻消费的基本前提，但受众在谈论“信任”时究竟指向什么？雅克布森（Peter Jakobsson）和斯蒂恩施泰特（Fredrik Stiernstedt）基于97次质性访谈，分析受访者对“你是否信任媒体”这一问题的理解与回应，归纳出四种解读路径：（1）将其视为一个难以甚至“不可能”作答的问题；（2）将其作为表达对媒体不满的机会；（3）将其理解为归属感与身份认同议题；（4）将其视为对媒体内容的理性判断。研究表明，传统信任调查的测量结果很可能是多重含义混杂的产物，研究者需在测量与解释上更为审慎；同时，信任指标的高低也不应被简单地等同于新闻质量改善或恶化的直接证据。
从媒介对象区分，新闻信任可进一步划分为传统媒体信任与社交媒体信任。成（Zicheng Cheng）等人基于面板调查数据，分析了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的新闻使用与信任对新闻错误容忍度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结果表明，传统媒体信任既能正向预测受众对新闻错误的容忍度，也在传统媒体使用与错误容忍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相比之下，社交媒体新闻使用与信任对错误容忍度几乎不产生显著影响。这是由于社交媒体信任与错误容忍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抵消效应：部分用户并不在意错误而更看重其他价值，另一些用户则对平台上的错误与虚假信息高度敏感。
在主流媒体与另类信息渠道的结构关系层面，新闻信任与“反媒体参与”（countermedia attendance）密切相关。反媒体参与不仅提供不同于甚至对立于主流媒体的信息资源，还在话语层面挑战并削弱主流媒体在公共领域中的认知权威。霍普（Toby Hopp）等人运用滞后自回归路径模型与交叉滞后自回归路径模型，验证了主流新闻媒体信任与反媒体参与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两者存在相互强化的负向循环：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促使受众转向反媒体，而反媒体的消费又进一步侵蚀对主流媒体的信任。
在特定制度语境中，新加坡这一“自由威权主义”媒体体系为理解新闻信任的动态提供了典型案例。张国（Zhang Goh）等人将新闻媒体区分为主流与非主流，并以强化螺旋模型为理论框架，基于三波面板调查数据（n = 427）分析新闻使用与信任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在个体内效应层面，非主流新闻消费会增强对非主流媒体的信任，而主流新闻消费则削弱对非主流新闻的信任；主流新闻接触与信任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正相关，而呈现出“参与悖论”—— 受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在下降，但其主流新闻消费却持续增加。在个体间效应层面，较高水平的主流（相对于非主流）新闻信任会抑制非主流新闻信任的增长，但两类媒体信任的增长趋势之间仍呈正相关。整体而言，这一复杂图景表明，在公众的“新闻组合”中，主流与非主流媒体既在注意力与信任上相互竞争，又在整体新闻消费结构中呈现一定的互补性。
在平台算法、用户行为与媒体策略的共同作用下，数字新闻生态中的参与机制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互动。围绕算法如何作为“行动者”介入并重塑新闻参与，麦克纳利（Naoise McNally）和巴斯托斯（Marco Bastos）采用纵向研究设计，追踪了2011—2020年间 Facebook 新闻推送中的52次重要算法更新，并收集《卫报》发布的100万篇新闻内容及其在 Facebook 上的互动数据（点赞、评论、分享等），并通过时间序列分析、交叉相关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系统考察算法变更与受众新闻参与之间的动态关系。从新闻类型视角来看，硬新闻在算法调整后互动量波动更为明显，而软新闻的参与变化相对有限。更为重要的是，算法干预的效果并非即时显现，而是在约17—24天后逐步显露，其中19天为互动变化的最佳滞后期，这一节奏与平台算法分阶段实施的策略高度契合。通过长期、可量化的追踪分析，该研究揭示了平台算法决策对新闻可见性与受众参与的可追溯影响，挑战了将算法视为完全不可知“黑箱”的既有认知。
相较之下，石（Wen Shi）和 李（Jinhui Li）将研究重心转向算法生态中的用户端，强调受众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能够通过自身行为与算法互动、甚至反向塑造信息流的能动主体。研究基于代理测试（agent-based testing）实验，考察算法与人类能动性复杂交互下的新闻多样性表现。通过云手机模拟用户行为，研究发现，相较于随机消费，抖音上的个性化新闻消费在新闻类别上呈现出更高多样性。进一步分析显示，用户可通过主动调节其信息选择策略，改变自身的新闻消费模式，进而接触到更加多元且具有观点挑战性的新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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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算法推荐与用户主动选择，在竞争激烈的媒体环境中，“点击诱饵”（clickbait）式标题也被广泛视为提升新闻参与度的重要策略。申智恩（Jieun Shin）等人进一步将点击诱饵区分为信息诱饵（information bait）与愤怒诱饵（rage bait），重点考察不同类型新闻机构对这两类策略的采用差异及其对受众互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原生媒体与保守派媒体更倾向于使用愤怒诱饵，而在信息诱饵的使用上，各类媒体差异并不显著；同时，愤怒诱饵标题与更高水平的受众互动相关，而信息诱饵则往往对应较低的互动度。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新闻消费互动形态背后，平台机制、内容生产与用户行为之间持续相互形塑的复杂生态。
自19世纪诞生以来，黑人媒体（Black Press）始终是美国新闻史与公共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它不仅为非裔美国人提供信息，更是争取种族正义、建构集体认同、挑战主流话语的关键场域。达斯萨尔马（Anjali DasSarma）等人结合批判性话语分析与情感理论，分析了1865年3月（自由民局成立之月）发表的28篇社论，考察美国首家黑人日报《新奥尔良论坛报》在重建时期如何运用情感话语，创造并维系反公共空间，以塑造黑人集体认同并挑战白人至上主义。研究发现，这些社论不仅传递新闻信息，还通过唤起希望与愤怒两种情绪，在受众与事件之间建立情感联结；同时，通过使用“我们”等集体代词区分“他者”，在强化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将外部盟友定位为支持者而非核心成员。此类语言策略通过传达社区共同的情感与挫败感，进一步强化集体认同并促进群体团结。
黑人媒体的话语具有显著的公共穿透力，能够对主流公共议程形成挑战并促成其转变。韦尔斯（Rob Wells）等学者对 1805—1963 年间美国报纸中有关私刑的报道进行了大规模计算文本分析，发现报纸报道私刑的转折点与记者兼社会活动家威尔斯（Ida B. Wells）开展的系统性反私刑调查及其巡回演讲高度重合。因此，反私刑运动很可能显著推动了白人主流报纸中有关私刑的公共话语扩展，从而形成了所谓的“Ida B. Wells效应”。此外，多种结构性因素亦可能促成相关报道的增长，包括 19 世纪 90 年代初私刑事件数量的急剧上升、报纸产业的迅速扩张、“黄色新闻”的兴起、黑人公共领域的复兴，以及强调私刑对商业环境造成具有负面影响效应的“新南方运动”的出现。
尽管黑人媒体能够对全国乃至全球公共话语产生深远影响，但在数字环境中，其同样面临“想象受众”与“实际受众”错位的挑战。费恩（Miya Fayne）通过对 41 名黑人媒体记者的访谈、黑人媒体消费者焦点小组及黑人新闻网站运营数据的综合分析发现，非黑人读者在实际受众中占据相当比例，这与黑人媒体记者普遍将非裔美国人视为主要目标受众的认知形成明显反差。研究进一步指出，白人受众对黑人媒体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广告收入，在社会动荡时期向非黑人群体传递信息，并创造教育黑人社区的潜在机会；另一方面，白人视角也可能引发对内容的误读，甚至强化刻板印象。但多数黑人媒体编辑明确表示不会因白人读者的存在而调整内容策略，而是坚持以服务黑人社区为核心使命，这一内容立场凸显了黑人媒体在数字时代持续作为“对抗性空间”的重要角色。
在长期由男性主导的体育新闻领域，新闻生产中的性别格局变化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奥布莱恩（Anne O’Brien）通过对 15 名职业体育新闻记者（11 名男性、4 名女性）开展基于目标抽样法的定性研究，研究发现，受访者普遍将体育媒体中的性别不平等归因于历史遗留、无意识的社会偏见及资源限制等外部因素，而较少反思体育新闻内部的男性特权结构与职业文化。他们认为，女性体育内容在媒体中的边缘化主要源于基础设施不足、公众兴趣有限及系统性政治支持缺失。尽管受访者普遍表达了推动性别平等的意愿，但多数仍强调国家体育机构、信息源、赞助商及男性盟友的作用，而非对自身新闻生产文化进行批判性重构。
安图诺维奇（Dunja Antunovic）等通过对 27 名经常报道女性体育的记者开展半结构式访谈，从个体、新闻惯例与组织三个层面系统考察影响女性体育报道的多重因素。研究发现，在个体层面，记者普遍认可女性体育的竞技水准与新闻价值，并对相关报道持支持态度，但同时指出部分同行专业知识不足，且体育新闻编辑部缺乏成员多样性。在新闻惯例层面，女性体育在新闻议程中的可见度有所提升，但任务分配仍存在性别化倾向。在组织层面，预算与人力规模限制了报道资源的投入，尽管女性体育报道影响力不断增强，多数媒体机构仍未在资源配置和组织调整上作出充分回应。总体而言，该研究揭示，女性体育报道处于多重结构性力量交织的复杂场域之中，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其全面而均衡的发展仍受到持续制约。
在新闻采访互动中，女性记者的专业性往往面临更为严格的审视。赫巴奇科娃（Anna Hrbackova）等通过对捷克精英男女运动员开展半结构式访谈，考察其对体育记者职业的认知，重点分析男女记者在采访实践与风格上的差异，以及女性记者可能遭遇的职业障碍。研究发现，受访运动员普遍认为增加女性记者有助于为体育报道引入更多元的视角和更具同理心的叙事方式。然而，在足球等传统男性主导的项目中，部分运动员对女性记者的专业知识持较低信任度。运动员能够意识到，女性记者在职业实践中面临的社会偏见、专业价值被低估以及难以融入男性主导新闻编辑室等多重障碍，并认为这些问题值得关注与反思。
体育新闻中的性别偏见不仅体现在生产结构中，也嵌入职业评价体系，形成一种对女性记者不成比例的“集体惩罚”机制。萨德里（Sean Sadri）等以 17 名现任或前任美国女性场边记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式电话访谈，考察资深体育主播汤普森（Charissa Thompson） 公开承认编造边线报道内容这一事件，对女性记者职业信誉及公众认知的影响。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汤普森的行为既损害了女性场边记者的整体信誉，也加剧了公众对其专业能力的刻板化认知。基于“边界工作”理论，研究认为女性场边记者通过强调职业伦理、事实核查与报道透明性，以此在事件发生后修复行业规范并重建公众信任。
新闻媒体在塑造社会认知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其报道方式既可能缓解污名，也可能促成污名的再生产。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媒体呈现策略对污名化的影响尤为显著。李（Hannah Lee）等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20—2022年间美国与韩国主流网络媒体刊载的739篇健康新闻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美国新闻在提及“污名”时，更侧重于被污名化群体，尤其关注心理健康与健康不平等议题，并倾向于采用去污名化叙事，如提升公众意识、倡导社会行动与强化社会联结。相比之下，韩国新闻较少直接讨论“污名”，其报道多聚焦传染性疾病，并常通过“外群体标签”等方式隐性强化污名，突出“我们”与“他们”的边界。这一差异反映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对媒体叙事的深刻影响：美国报道强调个人责任与社会参与，而韩国报道更注重群体界限与社会秩序的维护。
为构建一套可操作且结构化的干预方案，以减少媒体报道中的污名化倾向，基利克（Elizabeth Killick）等对 57 篇涉及自杀、心理健康、物质使用、贫困及赌博等议题的媒体报道指南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综述。研究发现，有效的报道指南通常强调避免耸动表述、使用非污名化语言，并提供支持性服务信息；其制定过程需广泛吸纳媒体从业者、公共卫生专家及具备亲身经验者的参与。指南的有效实施有赖于针对性培训、媒体机构领导层支持、持续反馈机制以及对文化语境的适配。赌博议题的报道指南尚不成熟，但可借鉴自杀和物质使用领域的成熟经验，并强调结构性因素，而非将问题简单归因于个体责任。
此外，研究者检验了符合专业指导原则的创新报道模式—— 建设性新闻框架—— 是否能够通过积极的受众效果减轻污名化并提升信任水平。安特卫普（van Antwerpen）等采用组间重复测量实验设计，将 95 名澳大利亚成年参与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阅读建设性新闻框架或传统框架的严重心理疾病报道，以考察不同报道方式对受众污名化态度、信任感及社会参与意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与传统新闻相比，建设性新闻显著改善受众情绪状态，表现为积极情绪上升、消极情绪下降，并有效降低态度污名与行为污名，体现为更温暖的情感取向和更低的社会排斥意愿。同时，该框架增强了受众对医疗机构的信任，且这一效应在初始信任水平较低者中尤为显著。
在平台化传播与政治极化的共同作用下，虚假信息的破坏性后果日益凸显，事实核查逐渐在新闻业中制度化为一种独立体裁，被赋予“公共真相仲裁者”的角色期待。然而，索玛莱宁（Kari Suomalainen）等从认识论视角出发，指出事实核查在实践中面临客观主义、真理体制与因果关系层面的三重批判。研究认为，事实核查不可避免地涉及内容选择与评估中的主观判断，并在客观主义诉求与既有真理体制之间产生张力，同时还面临社交媒体协作的复杂性、党派化风险以及品牌可信度维护等实践挑战。针对上述批评，研究提出在程序层面提升事实核查的可信度与透明度，以回应其认识论与实践层面的质疑。
在个体参与层面，随着事实核查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制度化为稳定的劳动组织形态，学界开始关注事实核查员的劳动过程及其不稳定性。罗伯特（Jessica Roberts）等通过对来自不同国家的 51 名事实核查员进行访谈，揭示了该职业在心理、职业与组织层面面临的多重挑战。研究发现，事实核查员一方面长期暴露于仇恨言论与反复出现的“僵尸式”错误信息之中，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上频繁遭遇攻击与质疑，普遍引发挫败感与情绪耗竭。此外，事实核查工作有限的经济回报，也加剧了职业不稳定性。尽管如此，多数受访者仍展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与职业认同，并主动采取多种策略以应对和缓解负面心理影响。
虚假信息的感知可信度是相关研究的核心议题，其中来源可信度作为经典的启发式线索，被认为会显著影响受众判断。瓦卡里（Cristian Vaccari）等聚焦WhatsApp等个人通讯平台上虚假信息借用权威媒体来源的现象，考察“欺骗性来源错置”如何作用于信息的感知可信度与传播意向。通过在线实验，将真实与虚假信息随机标注为 “BBC News” 或无名来源，研究发现，标注高可信度来源显著提升了信息的可信度评价与分享倾向。研究进一步指出，在端到端加密的私人通讯环境中，此类“借壳权威”的虚假信息传播更易规避平台自动化审核机制，从而加剧其潜在危害。
虚假信息的感知可信度并非仅仅取决于来源，杨（Guang Yang）等基于 982 条微博虚假信息，运用贝叶斯网络构建了一个综合考量虚假信息来源与接收者特征的感知可信度评估模型，并验证了接收者特征较来源因素具有更强解释力的假设。研究发现，接收者的活跃度、对相关内容的关注时长以及虚假信息的呈现形式，均显著影响其可信度判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当虚假信息以“图片＋文本”形式呈现，且接收者活跃度较高、关注时间较长时，其获得的信任度最高。
在平台治理层面，社交媒体普遍通过设置“警告标签”提示用户虚假信息，但其效果仍需实证检验。梅纳（Paul Mena）以Instagram为情境开展在线（无标签、标签、标签＋解释）× 2（帖子主题）的组间设计，考察警告标签及其解释对虚假信息感知可信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专业事实核查员与算法协同触发的警告标签能够显著降低虚假信息的感知可信度；在信息表面可信度较高的情境下，补充解释可进一步增强标签的纠正效果。然而，对于初始可信度较低的虚假信息，“标签＋解释”策略受到“地板效应”限制，解释并未产生额外的纠偏作用。
在新闻治理的国际实践中，法律逐渐成为形塑信息生产与流通的重要制度力量，其在透明度保障、权力监督与言论边界等方面呈现出高度语境化的张力。以英国《信息自由法》为例，童（Jingrong Tong）采用LDA主题建模与n-gram 语法分析方法，对2005—2023年间 10 家英国全国性报纸刊载的12,132篇信息自由新闻进行分析，考察相关报道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公共利益。研究发现，信息自由新闻总体呈增长趋势，显示英国媒体对该法律的渐进式制度化吸纳。报道持续聚焦政府与市场关系、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以及公共资金与市政支出等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公共议程并发挥监督功能。然而，研究亦指出，部分主题（如针对儿童的性犯罪）呈现出明显的煽情倾向，而涉及政府内部沟通与决策的关键议题则代表性不足。
在《信息自由法》及类似透明度立法框架下，信息权请求（Right to Information Requests，RTI）成为公民（包括记者、研究者与普通公众）向公共机构正式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斯特伦梅（Espen Sørmo Strømme）与莱尔-萨尔维森（Tarjei Leer-Salvesen）基于 SKUP 新闻调查方法报告语料库，分析 1991—2022 年间挪威调查记者对 RTI 请求的实践描述，重点考察其遭遇的制度障碍及应对策略。研究发现，记者成功通过 RTI 获取关键信息的案例自2009年相关立法后明显增多。同时，研究也揭示了公共信息官角色呈现出的高度差异化。其一方面可能被描绘为“友善”“合作”的行动者，甚至与记者形成“共生关系”；另一方面，也可能表现出明显敌意，迫使记者采取对抗性的策略。
自 2018 年以来，多国相继出台“假新闻法”，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规制在线虚假信息的传播。然而，此类立法因可能压制异见、引发“寒蝉效应”而备受争议。吴（Shangyuan Wu）从立法合法性视角出发，以新加坡《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POFMA）为案例，对该法案争论高峰期172 篇代表性新闻报道开展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从话语、物质与观念三个层面展开。在话语层面，政府通过特定的说服性表述，将法律塑造为应对“假新闻威胁”的必要防线；在物质层面，通过强调制裁机制、上诉程序与成本结构的透明性，展现其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治理姿态；在观念层面，则努力将该法嵌入国家发展叙事与既有社会规范之中，以争取公众对强力信息干预的认同。
综观 2025 年度全球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图景与核心议题，可以清晰勾勒出一条贯穿始终的学术脉络：在数字新闻学范式基本确立、技术逻辑深度嵌入新闻生态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呈现出显著的反思性与批判性转向。这一转向并非对既有价值的简单回归或否定，而是体现为对数字时代新闻学的知识根基、伦理框架、实践主体及价值内核展开系统而规范的检视与重构，标志着学科关注重心由对技术现象的描述与适应，转向对内部价值体系与主体性的自觉反思与建设性探索。具体而言，这一反思性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对新闻生产核心逻辑与专业权威的再审视。随着GenAI深度介入新闻生产，研究已超越工具性讨论，转而关注 AI 如何动摇并重塑“新闻权威”的认知基础，以及不同新闻角色观念如何影响记者与技术的互动方式。相关研究不仅考察技术采纳本身，更强调“算法素养”与“负责任AI”实践所需的组织条件，进而揭示技术应用背后所涉及的职业伦理与知识权力重构。同时，对“平台捕获”与媒体经济脆弱性的批判性分析，进一步从平台外部控制延伸至新闻业内部的生产流程、编辑决策及商业模式，揭示新闻在“基础设施化”生存状态下自主性被侵蚀的结构性机制。
第二，对新闻实践者主体性经验与生命境遇的重新聚焦。2025 年度研究显著转向记者作为“人”的微观层面，深入探讨其身体经验与情感实践，将以往被视为干扰因素的“情感”重新界定为新闻认知与叙事建构的重要资源。对在线骚扰、心理创伤与情绪劳动的集中讨论，则将研究视角从职业群体层面的结构性危机，进一步推进至个体层面的心理与道德伤害，体现出鲜明的人文关怀与批判意识。这种“主体性回归”构成了对技术决定论与效率逻辑的系统反思，旨在重新将新闻的社会意义锚定于实践者的能动性、尊严与价值之上。
第三，对新闻规范理论在数字语境中的协商与重构。相关研究不再停留于对“新闻价值”“透明性”或“建设性”等规范概念的抽象阐释，而是深入考察其在具体实践中的情境化运作。例如，对新闻价值的再讨论、对建设性新闻从理念到叙事模式的实践转化分析，以及对全球南方新闻行动的在地化理解，均体现出规范理论在与平台逻辑、多元文化及地方实践互动中的调适与创新。同时，对新闻信任的研究也超越“信任危机”的单一叙事，转而从关系性视角分析其与社会资本、政治极化、算法推荐及替代性媒体使用之间的动态建构过程。
第四，对新闻与社会权力结构关系的批判性建构。通过对黑人媒体、女性角色与污名化议题的深入分析，研究持续揭示新闻如何参与性别、种族与阶层秩序的建构与再生产。在虚假信息治理领域，学界亦不再局限于事实核查的技术效能，而是进一步审视其认识论前提与“可信度”的社会建构机制，反思数字治理工具本身的权力属性、适用边界及其潜在风险。这一取向推动新闻学研究从单纯关注传播效果，转向对新闻在维系或挑战社会不平等结构中所扮演角色的规范性反思与批判。
总体而言，以 2025 年为观察节点，全球新闻学研究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反思性转向。它一方面延续了近年来关于数字新闻范式、失序治理、规范回归及多样性重申的讨论，另一方面将这些议题推向更纵深的理论层面：在技术已成为新闻生态基础架构的现实背景下，新闻学如何通过持续的理论自省与批判实践，在知识生产与价值确证层面构建一个既能解释复杂数字实践，又能捍卫公共价值与人文精神的、更为自主而稳固的学科体系。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6年第1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